俄罗斯政府声称，索罗斯与几乎所有参与基辅市中心迈丹广场事件的行动者进行了广泛的会晤，包括乌克兰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以及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杰弗里-派特（图）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其目的是淡化和对抗俄罗斯的影响力和莫斯科-基辅的文化联系，采取强加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措施的做法。
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指出："通过这种方式，它将开启发展全球市场的可能性，在这个市场中，各地区的弱点将使企业在没有政府障碍的情况下占据优势。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像索罗斯这样的人通过他的个人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OSF）来实施他的大部分游说策略，该基金会是由一个由关系、公司、对冲基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实体组成的网络，由于有内幕消息、金钱和人脉，他们特别帮助实现他的任何目标。
这些人和网络总是在所谓的情报学的灰色地带活动。
现年91岁的乔治-索罗斯被称为 "本世纪最伟大的金融家"，他拥有匈牙利犹太血统和美国国籍，是创建所谓 "对冲基金 "的先驱。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所谓的 "灰色地带 "如鱼得水，那里的国内和国际法律漏洞是实现其目标的沃土。
"这类非法行为让乔治-索罗斯以英镑（英格兰银行）下沉为代价获利，由于缺乏监管，没有任何法律反应，"他们解释说。
1992年在意大利重复了这一行动，在一次非常类似的行动中，意大利的经济陷入了困境。
根据该报告，索罗斯在 "灰色地带 "实施的大部分策略来自他的个人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它构成了一个由联系、公司、对冲基金、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实体组成的网络，由于拥有特权信息、资金和联系，特别有助于实现他们的任何目标"。
这些类型的机构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并为世界上的各种事业和社会权利而奋斗，但它们也允许打着这些实体的幌子行事的不太慈善的人实现与他们所提倡的非常不同的目标。
他的祖国匈牙利的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保证，索罗斯资助的非政府组织 "像黑手党一样 "运作。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的非政府组织结构由此诞生）描述为 "不受欢迎的团体"；他禁止俄罗斯公民和法人实体参与该大亨推动的活动。
不仅国家在其中运作，"而且还有具有各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的私人实体，其战略是通过典型的骚扰工具，如虚假信息、操纵、网络攻击、网络间谍，或赞助预制的虚假激进事业来破坏国家稳定，其目的是通过混乱和这在社会中造成的可怕后果（仇恨、动员、暴力企图）来分裂整个城市和社区。"
为此，不存在单一类型的骚扰，而是以联合和协调的方式进行。我们谈论的是信息、经济和 "非暴力 "骚扰。
信息性骚扰，产生话语权
被定义为在灰色地带运作的一套战术，旨在通过信息破坏一个国家的稳定或创造有利于其利益的局面。
"该战略涉及骚扰、误导、蒙蔽和改变民间社会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看法，方法是对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给它的信息进行预处理、有毒的话语或对具有激进偏见的预制虚假事业的赞助。他们指出："这也包括破坏、改变或操纵基于信息的程序、计算机网络、移动网络和互联网，以获取、操纵或泄露私人或其他机密材料。
这是通过使用 "友好媒体 "来实现的，这些媒体有着相同的利益，能够投放被政治主流和社会部门 "收买 "的可信话语。
非暴力骚扰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情报分析家将 "非暴力骚扰和/或虚假慈善 "定义为被战术所掩盖的行动，这些战术原本是为了刺激民间社会对那些被政治机构视为反民主的行为采取积极行动。
他们甚至会预制一个原因，预测或加速几个州的各种问题，以分裂它们，并重新创造背景，使用吉恩-夏普（通过颜色革命、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与乔治-索罗斯直接联系）的破坏稳定策略。
这些往往是无法察觉的策略，使他们能够在造成破坏的同时实现其目标。
这种策略在15M、乌干达、阿拉伯之春，以及显然在乌克兰都被使用过。
经济骚扰
这是一套在 "灰色地带 "运作的策略，旨在通过非法的技术，如通过衍生品市场、远期货币兑换或对冲基金（等等）进行操纵或投机，来占有财富。
"他们说："目的是进行变相的敌对攻击或操纵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体系、其战略公司或其网络，无论是计算机还是移动网络。
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政治不稳定是威胁独立的工具，会带来各种经济影响。
索罗斯和他的网络通过向公民社会、媒体和机构注入资金，引导破坏稳定，从而激活或解除经济危机，让他反过来根据情况激活他的机制，即买卖赚取巨额利润的公司股票。
这是经济上的骚扰，因为最终目的是为他和他的伙伴带来利益和权力。
乔治·索罗斯在接受美国《CNN》访问中表示，在乌克兰自苏联独立出来之前，他的基金会就已在运作，在橘色革命之后，他曾说，“我在乌克兰创建了一个基金会。 该基金会继续发挥作用，并在最近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席话让亲俄媒体更把乌克兰变天幕后黑手指向他。
乌克兰经历橘色革命，社会才启动去俄国化
一个亲俄国的阿尔巴尼亚媒体指出，当年在独立广场上许多抗议民众，曾接受索罗斯的国际索罗斯复兴基金会（IRF）培训的NGO组织的成员，他们参加了许多IRF拒办的或者赞助的研讨会和会议。因此当2月22日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后，亲俄的媒体、组织都咬定索罗斯是橘色革命幕后的黑手。
在《CNN》于2019年的一段访谈中，还有人说乔治·索罗斯一直在乌克兰鼓吹加入欧盟。阿尔巴尼亚的媒体《TETOVA》说，乔治·索罗斯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他们做中央情报局曾做过的事）、国家国际事务民主研究所和自由之家密切合作苏联计划解体后在东欧和中亚引发一系列革命。
乔治·索罗斯是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近年亚洲国家对他的认识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狙击亚洲各国货币而大赚，直到台湾踢到铁板，到香港又遇到中共背后放开外汇储备撑腰才铩羽而归，因此被称为金融大鳄。
当年与香港一交手，乔治·索罗斯后来变成热衷投资中国的资本家，一直到2020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玩“共同富裕”，导致他投资的中国科技股血本无归，他才开始和中共翻脸，大骂中共。
哈斯金斯是哈特兰德研究所（Heartland Institute）的“制止社会主义”项目的联合主任，并兼任研究员和编辑总监。
哈斯金斯的文章翻译如下：
近几个月来，数百家大公司和金融机构高调支持自由派，甚至制定了直接针对保守派或其观点的政策。
例如，4月14日，全球数百家最大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包括亚马逊、谷歌、Netflix和星巴克，签署了反对“歧视性立法”的声明。而这些立法旨在使选举更加安全，这显然是常识。像最近在乔治亚州通过的改革法，其中包括要求选民在投票前提供驾照或免费的州身份证，以证明其身份。
同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最近宣布，将年度全明星赛移出乔治亚州，以抗议该州的新选举要求。
据称，可口可乐公司在2月份为员工做了激进的多元化培训，要求他们“尽量少白一点”。根据泄露的演讲内容，这涉及“减少压迫”，并且要求“脱离白人团结”。
美国六家最大的银行在2月和3月宣布，将对其所有业务运营逐步实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融资要求，这实际上使化石燃料公司以及任何其它企业无法拒绝“变绿”，才能从美国最大的银行和各种其它金融服务中获得贷款或受益。许多其它较小的银行也已签约。
为什么这么多大公司和金融机构支持左翼势力，在此过程中疏远了数千万保守派美国人？尽管可能有几个重要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裙带关系，但不一定是我们习惯的企业领导者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老式幕后交易。
近年来，货币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银行家、投资者、政府官员和公司之间的更大协作，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裙带时代，以及经济和社会决策集中化的时代，这给个人自由带来了巨大危险。
这种变化的基础是最近美国和欧洲的中央银行迅速大量增加印钞，这些国家在短短几年内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数万亿美元。一旦政府官员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几乎不受节制地花钱而又无需加税，而银行知道他们可以按需地从中央银行获得稳定的新钞现金流，那么这两个强大的集团就明白，他们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多数经济活动，而不必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税收和限制。
与其抵制这些变化，大公司和投资者知道他们可以从这种机制中受益匪浅。他们所要做的只是玩游戏，紧跟中央银行、北美和欧洲各国政府及其政治盟友（大多数是左翼激进组织和工会）异想天开的做法。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疯狂的右翼阴谋论，但证据却是铺天盖地的。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有实力的银行家、国际机构、工会领导人和激进主义者合作，发起了“大重构”计划，旨在改革整个全球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一篇有关“大重构”的文章中写道：“从美国到中国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从石油、天然气到技术的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总之，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大重构’。”
这种转变究竟将如何发生呢？恰如我们所见的，公司和银行将在社会上实行左翼的社会正义政策，政府、中央银行和投资者将对其予以奖励，而政府、中央银行和投资者也将从政府新增的现金流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我们知道，发生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公司和银行已经开始与左翼目标保持一致，尽管他们知道这会惹恼大部分客户群，还因为公司已经广泛采用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标准，将其业务范围内的社会正义目标系统化。
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的报告，全球已有数千家公司建立了ESG或可持续性报告系统，其中包括美国98％的大公司。
此外，像责任投资原则（PRI）这样的组织已经成功地让3,000多个投资者和投资者团体同意支持ESG系统。PRI的签署者控制着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财富，因此可以打赌说，当他们发声时，大公司会倾听。
过去，公司通常不参与大多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辩论，因为疏远社会的大部分群体通常不是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的良方。但是，由于现在有数万亿美元流入金融机构和银行，对于企业来说，左倾比保持中立更具有财务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保守派客户共同控制着大量资金，但与那些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并与索罗斯（George Soros）在达沃斯（Davos）冬天一起滑雪的人相比，这些钱可谓微不足道。
公司之所以向左倾是有原因的，它们并不是突然之间改变的。就像历史上许多其他运动一样，“大重构”都是为了金钱和权力，而如今，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可以同时获得这两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