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2025年10月25日讯
自 2025 年10 月20 日至2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 20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称“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后通报的人事变动、委员出席率的下滑、军中高级将领的大规模被查处,引发海外中文媒体与评论圈一片“习被架空”“体制内斗剧烈”的解读。结合最新资料,我们须正视两件事实:一,是确有大规模高官落马、军队人事大调整;二,是把这些事实解读为“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逻辑,并非必然成立。
本文试图从历史逻辑、制度机制与当下变动三个维度,探讨这种解读为什么看似“有理”,却在中共体制框架中可能是一种误读。
首先,就事实而言,变动确实重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0 月17 日,军队内部宣布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何卫东、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 等至少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随后,四中全会结束时通报,张升民(67 岁,上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仅168人、候补委员147人,相比2024年存在人数削减,部分被解读为“委员缺席=被排除”。
此外,在全会中还递补了若干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填补空缺。
若只看这些事实,海外媒体的两类叙事均显得合乎逻辑:一为“习系亲信大面积落马,习势削弱”;二为“军方清洗大规模,习借机重整军权”。其中前者往往升级为“习被架空”“军方反习派上位”的结论;后者则认为“这一切恰是习加强控制、清除不忠的体现”。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第一种叙事看似合情合理,却在中共制度结构中难以成立,而第二种叙事更贴合权力运作逻辑。
中共的权力结构有一个核心特征:军队和党政体系并非分权制衡的框架,而是集权机制下的延伸。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直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军改、监察体系建设、反腐范畴投入极大。若从这个视角看,军中高层大规模被查、清洗实际上是一种集权逻辑——清除可能不再忠诚、可能形成利益网络的军中代理人,以保证权力链条的单向流动。这是“习的无休止清洗”。
张升民被任命为副主席一职,其身份也值得剖析。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党委书记,是军中反腐体系核心人。
从反腐官员到军委副主席的跃升,逻辑上不是“反习派夺权”,而是一位擅长“清洗”的习系人马获得更高位置,反映的恰恰是习对军事系统忠诚再造的愿景。若习真的被架空,反而不可能由他任命的亲信如此直接接掌军委副主席。换句话说,这种任命更像是“习的权力再确认”,而非“习被边缘化”。
再看委员出席率与递补问题。委员人数减少、候补委员上位虽可被解读为“委员被排除”“高层动荡”,但这也可理解为反腐与人事调整正常化:中纪委、军纪委系统清查后,有委员被查处,有职位空缺,候补委员递补是制度内补位机制。进而,若把这些操作解读为“体制崩盘”“权力失控”,忽略了这一制度性、机制化补缺的常态逻辑,就容易落入“危机说”的陷阱。
从制度视角看,一个被真正架空的领导人,其权力象征(如军委主席身份)、宣传口径(“核心”称号)、高层任免机制都会出现明显变动。但在本次事件中,习近平仍保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职务,宣传中仍反复强调其“核心”地位。新华社的报道中,“习核心”被多次提及。
若权力被削减,那么这种宣传反而更可能淡化核心标签;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还要考察媒介叙事为什么如此容易走偏。海外中文媒体及社群往往具有以下心理结构:一、希望看到中国体制出现“裂缝”以契合“中共必崩溃”的预期;二、信息来源受限,喜好快速推断且带有剧烈结论;三、将中共体制想象成西方式的派系斗争,而忽视其制度逻辑。于是,当看到“习系高官落马”“委员人数减少”“军委副主席更替”这三点时,便迅速拼出“习被逼妥协”“军方反习派夺权”“元老干预政治”的框架。这个框架具备完美的闭环:如果习强,清洗说明他在夺权;如果习弱,清洗说明他被割据。而无论哪种,叙事都可继续,因而难以瓦解。
然而,若我们回归现实结构,就会发现这种“被架空论”难以成立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军权并非由多数将领“联合罢免”或“联名罢免军委主席”那么简单。在中共体制中,军事体系的最高指挥权归全国人大授权下的中央军委主席(即习近平)和由其直接任命的副主席、委员。体系内部并无“反习派联名”这种合法路径。正如旅美评论员 章天亮 所言:“除非中央警卫局叛变,否则不会出现全体军方代表要求罢免习军委主席的情况。”
第二,大规模将领落马,若意在削弱习近平,按逻辑应伴随对习本人职务的调整、或宣传上的微妙弱化。但目前宣传线索反而碎片但一致:强调“反腐不停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习的权威并未见弱化迹象。第三,人事替换主要是“习从自己的人马中换出问题人”,而非“大集团从习手中夺位”。清洗的对象多为曾被习提拔却可能形成利益集团、或在军队装备、高技术、后勤等关键职能中积累权力自主。习的逻辑,是“削权但不是削自己”,而是“强化忠诚链条”。
从历史视角看,这种操作并非新鲜:毛泽东、邓小平在各自时代,都在权力稳固期或转型期中进行了类似亲信—代理人—替换的动作。但关键不同在于:他们最终都交出或调整了领导职务。而习近平目前尚未这样做;他一直在强化自身集中权力的体制。换言之,目前的“清洗浪潮”更像是“集权深化”,而不是“集权瓦解”。正如《卫报》分析所言,这“不是习被排除,而是他在整合、控制军队忠诚链条”。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本次人事调整?二点尤为关键:其一,张升民的任命不仅是人事更替,更是象征意义。作为军队反腐体系的核心,他被提拔至副主席,意味着军队反腐、忠诚体系与军事指挥融合——习将“纪律保障”直接上升至军权结构的高位。其二,委员出席率下降与候补委员上位,折射的是“体系大整肃”而非“体系崩溃”:当大量委员被查处、职务空缺,候补补位是制度内机制,而不是外部势力“乱填”造成的。将此解读为“体制混乱”忽略机制逻辑。
再深一步,从“习家军大面积落马”这一说法来看,其背后的叙事是:习提拔的高官纷纷被查,说明习权力失败、阵营塌方。但实际上,这些提拔发生于过去十年,习的目标是“扶正一批、淘汰一批、再扶正一批”。被查的很多人已服役多年,他们积累的权力和利益可能已经脱离习的掌控,从这个角度讲,习主动出手清理他们,并不是“阵营裂变”,而是“继续扶持自己胜任代理人”的动作。换言之,这不是“习失势”,而是“习在重新设定胜任逻辑”。反腐的高频率与高层覆盖,也恰与习此前强调的“不管你提拔得多快,只要背叛党就清理”的原则吻合。
我们再反观对外传播中“习被架空”的说法为什么能长期存活。其一,这类说法符合海外受众对中国政治的“终结性想象”:即中共内斗暴露、政权即将瓦解。这种想象符合“中共迟早破产、习躲避审判”的叙事模式。其二,这类说法具有高度弹性:无论习继续露面、继续主导会议,媒体可以解释为“假象维稳”;若习出现短期缺席、出席人数减少,便可被解释为“权力边缘化”。结果观察者无从验证,仅凭常规便能看到逻辑闭环。其三,媒体与受众互动机制强化了这一叙事:爆炸性标题、危机感话语、观众点击率反馈,这些机制使得叙事不依赖真证据,而靠“情绪共振”维系。
但我们如果着眼于制度深层逻辑,就会发现:真正能判定“被架空”的标志,不只是高官落马,而是领导职务变更、宣传口径变化、代理人独揽实权、常委结构重组。当前尚未看到这些现象。习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宣传中“核心”地位依然明确;军委副主席由习任命的亲信担任,而不是反习派。反腐清洗虽然激烈,但从功能上看是强化系统忠诚机制,而非削弱最高领导。简而言之:
这一次的震荡,恰是权力的再分配(但在集权框架内),而非权力的瓦解。
当然,这并不是说习的权力处于无懈可击状态。经济下行、外交困境、人口问题、青年失业、社会舆情压力都是真实且重大挑战。这些现实压力会削弱领导人的民意基础与施政空间。但“系统运作下的挑战”与“体制内斗导致领导人被架空”是两回事。将前者简单化为后者,往往误读了中国政治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们愿意以较长视角观察,则可发现:每当中共进入重大制度转型或权力巩固期,领导人都会发起一次大规模清洗——清理“代理人”变成“既得势力”,重新塑造权力链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曾如此。习近平目前所进行的清洗并不意味着他被动,而是主动。他正在用纪律、制度、监控、清洗一体化整合军权与党政权力。换句话说,他不是被“边缘化”的主角,而是“清场重构”的导演。
对于观察者而言,最重要的不只是“谁被抓”“谁被补”,而是看结构有没有改变。如果未来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习未再担任任何实权职务;二、常委或军委副主席成为真实的权力中心;三、宣传口径中“不再提习核心”或出现集体领导强调——那才是真正的“被架空”。目前尚不见这些信号。相反,信号指向的是“习继续控制”的路径。
结尾可以总结:我们对中国高层动向的观察容易陷入两大误区,其一是把制度震荡等同于权力崩溃;其二是以西方式的权力斗争模型套用中共体制。从而,“习被削权”“被架空”的叙事虽然具备情绪感染力,却从制度逻辑上难以成立。更准确的说法是:习近平在其执政进入中期、面临多重挑战之际,正在进行一场看似“震荡”但实则“集权再造”的权力动作。那些落马的习系官员,不是他弱势的标志,而是他更新代理人体系的动作。他并非在被清洗,而是在用清洗作为巩固的工具。换言之,若我们将这场看似混乱的棋局变动视为“习套牢”,那就错失了看清棋局真正走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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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轩 来源:中国观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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