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特务？延安整风内幕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5日讯】上世纪30年代，延安曾是中共大本营。中共“理想主义”的宣传，吸引众多青年男女投奔延安。但是，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在毛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有多达15,000人被打成特务。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年真相”节目。今天，跟大家谈一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抓特务的往事。

1942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遭到日军飞机狂轰乱炸。而中共的大本营延安，却极少遭到日军飞机轰炸。

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有条件发动一场持续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目的是整肃党内异己势力，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期间，康生及其手下的人不择手段，据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当时延安清出的“特务”共15,000人。

毛泽东搞延安整风最重要的“政治打手”就是康生。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时，康生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康生是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国的。他得到毛信任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在苏联悉心照料过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第二，1938年，45岁的毛泽东想跟24岁的江青结婚时，不少人因为江青在上海男女关系混乱表示反对，但康生坚决支持；第三，康生在苏联待了四年多，亲历了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运动，亲自参加了一系列整人事件，有很多整人“经验”，正好为毛所用。

延安整风时期，被当成“特务”清洗的最著名人物，要数王实味了。王被扣上“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等罪名，被开除党籍、逮捕、长期关押。1947年7月，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枪毙。

王实味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学生时代就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翻译过五本西方文学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是一名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4年，翻译了上百万字的马列著作。

王实味为什么挨整？因为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杂文。他认为，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然而，在延安，却遭遇了一些“丑恶与冷淡”，因此，“忍不住”要“发牢骚”。

他很反感，国难当头，延安却经常举办舞会，“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一片升平景象。他反对中共官员搞特权，“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他认为艺术家更重要的工作，是“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他主张，做人应有“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据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当毛看到《解放日报》连载王实味的《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做出深刻检查”。

随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把延安文化人中所谓的“自由化”彻底打下去。

王实味被打倒后，中共对延安文化人的打压形成一个高潮。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召开“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二百多人，他要求延安所有党员都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

中央直属机关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六十多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中办时都受过严格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一百多名工作人员，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占70%。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人中，170人被打成特务。

当时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徐向前，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康生等人抓特务时写道：“‘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批地叫到台上站立，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真是骇人听闻。”

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共有6,000人，1,052名排以上干部中，挖出“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中央党校第三部集中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比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是“抢救”的重中之重，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领导，并直接向校长毛泽东汇报，最后整体被打入另册。行政学院除一人外，教员、职员全部被打成“特务”，学生中过半数人也被打成“特务”。

康生整人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口供，这是康生的惯用伎俩。关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各种情况都有。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李锐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青年和宣传工作。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两三个人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然后编造说，李锐是他们的上级。康生曾信口开河地说，李锐的父亲是红军杀掉的，李锐与中共有杀父之仇。

事实是，李锐的父亲死于1922年，那时还没有红军。李锐回忆说：“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关了几百上千人……当时逼供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准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受审时，通常是长时间立正站着（以至腿肿）和坐矮板凳；有时加带手铐，时间长短不定。我手上的伤痕，几年才消去。也挨过耳光之类。”

据中共内部档案记录，1943年9月，绥师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多人，被揭发者190多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16岁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

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发展到6岁的小特务。”

后来逃亡苏联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曾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1949年中共建政后发动的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各种栽赃陷害手法，都可以从延安整风时无中生有将15,000人打成特务找到源头。

好了，今年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收看，下次再见。